一提到“学者”，人们眼前总会浮现一种刻板印象：枯燥乏味、严肃专注，又难以沟通。我的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却聚集了一批有意思的年轻人，他们风趣幽默，富有激情，在研究中彰显着个性和态度，又在生活中展露出可爱的一面。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学者，也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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祝博是我身边知识最丰富的年轻人，无论什么领域都略知一二，当我想不起一个理论时，问他总没错。他这人很有意思，一是风趣幽默、妙语连珠，二是思维敏捷、反应力极快，显露着年轻人的锋芒。
祝博的爱好是买书，常流连于北京各大书店。每年的世界读书日就是他的节日，他总是早早规划好去书市的线路，专门在犄角旮旯里淘宝贝，跟商家斗智斗勇。有一次他在书店发现一套绝版的《废名集》打折出售，如获至宝，可因为没做好表情管理，表现得过于激动，导致店员及时反应过来，取消了打折。他虽然郁闷，但还是咬牙把那套书买了回来，可没多久就“不幸”地被告知《废名集》将再版。祝博家里的书极其多，阳台已有了变形的趋势，楼道也堆满了书，于是不得不把书寄回老家，稍微收敛几天，然后继续买。不同于那些只买不看的人，祝博是真看，让每本书都有了存在的价值。
祝博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多元，除了读书，他还潜伏在微博、豆瓣、B站，然后分享各种有趣的链接给我们——不只是有趣，背后还折射出强烈的社会关怀。他曾对网上的“民国热”提出批评，认为那是一厢情愿的文艺想象，是用“精英史观”取代了“民众史观”，这种对社会问题的积极介入体现了年轻学者的责任担当。
有一年单位组织诗歌朗诵比赛，由我负责创作，我选择续写老所长何其芳的诗作《我们最伟大的节日》，这既是让年青一代聆听前辈讲述新中国成立前的苦难，也是在向前辈介绍新中国发展的伟大成就，有种时空交错、隔空对话的感觉。诗歌完成后，朗诵组在会议室紧锣密鼓地排练，何其芳所长的照片就挂在会议室的墙上，祝博突然模仿着何其芳的四川口音说：“是哪个女娃娃改了我的诗？”我吓了一跳，好像老所长真的在聆听我们的朗诵。
祝博有一个欢喜冤家——郜博，两人年龄相仿，又差不多同一时间入职、成为父亲。他们时常互怼，文科生的思维大战理科生的思维，南方人的风俗碰撞北方人的生活习惯。祝博怼起人来逻辑清晰、一击即中，郜博则会抛出一些我们听不懂的理科知识，换来一片沉默。可我觉得文学研究正需要郜博这种理性、科学的精神来中和多愁善感和顾影自怜。
郜博的经历颇为传奇，他本科学的是计算机，硕士画风一变转向古籍文献研究，所专注的敦煌文献、道教文献、经学文献，多是冷门绝学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趴在电脑跟前，像个侦探一样盯着敦煌残卷，考证出一小片都是巨大的发现。我们的研究是以篇章为单位，郜博则是以字为单位，每个字都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。他坚持不懈的精神，让冷门不冷，绝学不绝。
郜博的一大爱好是“抬杠”，人称“怼王”，他身上有股山东人的执拗，总要跟我们辩个高下。跟我们“杠”就算了，他还跟导师“杠”，跟师姐“杠”，写文章发在顶级期刊也是为了跟学术史上的某一个观点“杠”。不断的质疑、争辩是郜博的学术动力。理科生郜博对数字敏感，是很难得的报销能一次通过并贴出鱼鳞状发票的人，成为财务室的“吉祥物”。在生活里，他更是凭借“精打细算”的哲学，成功地把父母接到了北京生活。
刚哥是我认识的最刻苦的青年学者，关于他的传说是半夜三点爬起来写论文，七点送孩子上学，晚上继续踢球，可谓精力无限。也正是凭借刻苦，他才能从地方院校一步步迈向国家最高的文学研究机构，发表了上百篇论文。他观点犀利，文学圈人送外号“小钢炮”。除了做学问，刚哥的爱好是踢球看球，我们聊得最多的也是足球，我看个热闹，他研究门道。足球不光是他的爱好，也是学术之余的心灵慰藉，他觉得体育精神跟学术精神有相似的地方，都要时刻保持状态，永远做好上场比赛的准备，十年的磨炼就为了那一刻的爆发。所以刚哥不急不躁，一直默默修炼内功，研究成果丰富且扎实。也因为踢球和心态放松的缘故，他永远是一副少年模样，保持着运动员的标准身材，灵活地穿梭在足球场和研讨会之间。
刚哥的生活跟我想象中的成功学者不大一样，他烟火气十足，每天清晨骑着电动自行车先送孩子上学，再到单位写论文，趁孩子上辅导班时打一个瞌睡，生活充满了柴米油盐的琐碎。一向为人谦和、任劳任怨、不争不抢的他，也有自己的苦恼，面对无解的尴尬。
我与他们最初的相识充满着误会，刚来单位时我还担着女作家的身份，一副高傲模样，让人不敢接近，以至于他们对我产生“这人不简单”的误解，可多年过去了，发现我除了不大勤奋，也没其他特别的。他们总说我懒惰，有充足的时间和宽松的环境，却迟迟不见产出。我本是作家，做学问属于半路出家，基础不够扎实，人也缺乏勤奋，常处于后天补课的状态，他们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。我的懒惰还体现在不喜欢出门，汽车的行驶里程还不及刚哥的电动自行车。为了提高车技，我自告奋勇提出开车带朋友们去野生动物园参观，郜博摇摇头说算了吧，我怕你把老虎撞了，赔不起，祝博则站在全局的高度，说为了保护文学所的青年力量，我们就不坐了。刚哥倒是够义气地坐过一次我的车，见证了我收获人生的第一张罚单。
他们除了是研究者，也是老师，从北京的东北角坐两个小时地铁去西南角上课。朋友们的“口若悬河”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。他们也关心学生们的成长，为学生生活里的问题仗义执言，颇有英雄气概。
文学所里有意思的年轻人还有很多：写古体诗的潘诗人、挂职瓜州的瓜局长、痴迷老电影的程博士、爱健身的赵编辑……他们年纪轻轻就立志要成为学者，其实这要下很大决心，看似自由，实际上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其中。大家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颈椎病。学术研究需要慢慢发酵，不一定能立刻看见回报，我们倒是见证了彼此从眼神凛冽的瘦子，变成爱说爱笑的胖子。在人变得越来越孤独、原子化的当下，同龄人之间的相互鼓励、陪伴显得弥足珍贵。我们希望凝聚成一个学术共同体，挥洒青春与汗水，一起为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做点什么。
（作者：霍艳，系作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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