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90年代末，夏格旺堆投身考古，已主持参与70余项重要考古项目。他说，西藏考古的初步探索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。1961年，汉藏考古工作者在拉萨北部彭波农场清理8座洞穴墓，开启了中国学者在西藏地方开展田野考古的先河。1964年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成立，为考古工作搭建起早期框架。

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，以昌都卡若遗址发掘为标志，西藏考古步入全面发展期。他说：“专业队伍逐步壮大，考古项目从史前遗址延伸至历史时期重要遗迹，为理解高原文明演进提供了关键线索。”

进入21世纪，西藏考古迎来加速发展阶段。2005年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成立，近十年来一系列重大发现更让世界瞩目。2012年以来，已有三项西藏地方考古项目入选中国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专业团队从2005年仅有五六名业务人员，发展到如今28人的专业队伍，成为高原考古的核心力量。

“考古发现正不断重塑我们对高原的认知。”夏格旺堆表示，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将高原人类史向前推进数万年，4600余米海拔的阿里革吉县梅龙达普洞穴遗址，遗存早于距今5.3万年，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，刷新了人类适应极端环境的认知边界，考古新发现为旧石器时代人类拓展高原提供了更早的重要证据。

他又举例，在西藏腹心地区，玛不错遗址的发现具有里程碑意义。这个海拔近4500米的遗址，不仅是西藏中部首座超过4000年以上的史前遗址，更以丰富的捕鱼证据打破了人们对高原先民生产方式的固有想象。通过DNA分析，推测这里的先民是西藏中南部地区人类直接的祖先，这为追溯高原族群起源提供了关键实证。

图为2022年7月，西藏腹心地区玛不错遗址考古现场。(夏格旺堆供图)

“考古发现还打破了外界对西藏丧葬习俗的刻板印象。”夏格旺堆解释，长期以来，天葬被大众认为是西藏传统丧葬的主流，但考古揭示的图景更为多元，如石棺墓、土坑墓、封土石室墓、洞穴墓等类型。事实上，天葬作为一种丧葬制度形成于公元十二三世纪，而土葬才是高原早期社会最普遍的选择，藏东地区至今仍保留这一习俗。

“西藏考古60年对于国家意义非凡。”夏格旺堆介绍，通过考古发现的文物、遗址等资料，能够清晰展现西藏地方与祖国其他地方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紧密联系。诸多考古成果以实物为依据，从历史维度坚实支撑了西藏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事实，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佐证。

西藏考古更对人类文明有着诸多贡献。他说，很多考古成果填补了人类适应高原环境尤其极端环境研究的空白，如玛不错遗址是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海拔最高、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湖滨渔猎遗址，构建起距今4800年—2000年的文化序列。西藏考古证明人类在此创造出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、早期金属器时代等不同阶段具有高原文明特质的人类文化。

“有人说西藏考古是‘被啃剩的领域’，但我认为才刚开始。”夏格旺堆表示，从当年的“铺路石”到如今的“指挥者”，西藏考古人用六十年的坚守，让高原文明的密码不断被破译，也让中华民族的历史血脉在实物见证中愈发清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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